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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四五運動。

  「五四」重定向至此。關於其他含义，詳見「五四 (消歧义)」。

坐标：39°54′49″N 116°25′53″E / 39.913716°N 116.431274°E / 39.913716; 116.431274

參與五四運動學生在北平舉着國旗遊行

抗议者于北京示威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中华民国8年）5月4日的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兆地方，是一场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公民、市民和工商人士等中基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行動。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有國人極度不滿，從而上街游行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之口號是「外爭國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處媚日官員）」。

广义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简称二十一条)》到1926年北伐战争这段时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及批判華夏传统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的英文“Democracy”）和「賽先生」（“科學”的英文“Science”）^[1][2]，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3][4][5]。192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和秘書毛澤東聯名發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的黨團體的組織展開“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強調恢復國權運動、新文化運動，紀念五五（馬克思生日），目的在於傳播馬克思主義^[6]。1939年八路軍總政治部、中共中央青委發出《關於部隊紀念“五四”青年節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中央青委決定每年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1949年後成中国大陸的固定節日）^[7]。

背景

《每週評論》關於山東問題

新思想的傳播與發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代，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和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的市民。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從思想、政治和文化領域激發並影響了華人尤其是華夏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這兩種理念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和智力基礎。

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工讀互助團等等，讓五四運動在全國展開有了組織上的基礎。

高等教育进步

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朱家骅、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嚴復（翻譯家）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注：魯迅并不是北大职工，而只是兼职。因为当时北大规定，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裡资料抄写员。）

民族主义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國膠州灣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佈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

一戰与工商业成长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

北京政府派系鬥爭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鬥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遊行，並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8]

韩国三一运动

1919年3月1日，在五四运动的前两个月，韩国爆发三一运动。韩国独立人士在首尔塔洞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引发数万名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运动很快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有200万以上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动。^[9][10]

三一运动受到当时中国各界密切关注，得到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高度支持与赞扬,成为推进五四运动的强大思想动力。^[11] 通过三一运动，中国人民加速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看透了北洋军阀的反动面目，在反帝救亡方式上给中国人民极大的启迪，^[11][12]成为五四运动的催化剂和行为的楷模。^[13][14]两者相互呼应，有着相似的国际、国内背景、运动过程和运动结果。^[13][15]

近因

天津學生支援北京

從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於內閣總理段祺瑞以出賣主權的代價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1918年，曹汝霖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濟順兩路路權為抵押，借款三千萬日元，並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簽字。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4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根據《關於山東之條約》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只是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

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電文稱：“汪、林二總長轉外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16]

林長民《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刊載在5月2日的《晨報》頭版頭條：“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惡耗，前兩日僕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利，交由五國商量處置，惟須得關係國之同意：我國所要求者，再由五國交還我國而已，不知因何一變其形勢也。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款出於脅迫，膠濟換文以該路所屬確定為前提，不得逕為應屬日本之據。濟順、高徐草約，為預備合同，尚未正式訂定。此皆我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17]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

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合法條件。但結果，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众呼聲，在6月28日終於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18]。在巴黎和會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众的强烈不滿，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過程

五四运动时期抵制日貨

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被學生燒掉的趙家樓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線。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並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遊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羅家倫、江绍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在“外爭國權”而不得的情況下，隊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盾遂轉向“內懲國賊”——學生開始向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趙家樓曹宅所在地移動，一路上高喊「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国權，內惩國賊」、「還我青島」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下午兩點多鐘，大規模遊行隊伍到達曹宅，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入內。學生向軍警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裡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軍警於是放行。學生進入胡同，發生暴亂痛打了在曹家串門的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19]

揚州群眾火燒日貨支援學生

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蔡元培、朱家骅等“歐美同學會”會員（時會長蔡元培）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務農人員。北京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

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会舆论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代表顧維鈞等人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大事記

• 3月6日，梁啟超致電北京政府總統外交委員會^{[註 1]}委員長汪大燮、事務長林長民，報告他從和會上獲知的段祺瑞與日本借款和山東問題。

• 4月24日，梁啟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發佈歸還青島通電。

• 4月29-30日，巴黎和會代表參加會議，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條款第156、157、158條，德國在山東權益讓與日本。

• 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陸報》"北京通訊"：「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 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外交委員會事務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在《晨報》、《國民公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 5月3日下午，以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召開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國民外交協會協會理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決定於４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

•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時，北京學生3000餘人從彙集天安門，現場懸掛北大學生"還我青島"血書。隊伍由傅斯年带领向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要求會見四國公使，羅家倫、张文英、江绍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隨後發生學生大規模遊行。北京军警捕去学生32人。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其私宅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 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總罷課。清華學生宣佈"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朱家骅等“歐美同學會”會員斡旋，被捕學生返校，學生復課。

• 5月6日，南北和谈双方代表朱启钤、唐绍仪在上海联合通电，要求中国外交代表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释放被捕学生。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影”

• 5月7日，徐世昌下令全部释放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上海60多個團體舉行國民大會。

•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學校全部罷課。驻军湖南衡阳的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 5月11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 北京各大專學校教職聯合會成立。

• 5月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遞交辭呈。

• 5月15日，徐世昌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

•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學生再次總罷課，上书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挽回傅增湘蔡元培、拒签和约、惩办国贼。之後開展演講、抵制日貨、發行愛國日刊等活動，組織「護魯義勇隊」。

• 5月21日，徐世昌免李长泰步军统领职，令态度较强硬的王怀庆署理。

• 6月1日，政府查禁聯合會。

被捕的学生去监狱。

• 6月3日，北京學生因政府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名學生被捕。

• 6月4日，北京學生出動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數上街演講，當日700多名學生被捕，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包围了北大，在四周搭起帐篷。

• 6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被監禁的學生獲釋。

• 6月6－8日，罷工規模擴大。

•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銷曹、章、陸職務。

• 6月11日，徐世昌總統咨參眾兩院請求辭職，未被接受。

• 6月12日，商人開市。錢能訓內閣全體請辭。

• 6月13日，准錢能訓辭職，特任龔心湛兼代內閣總理。

•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電專使在和約上簽字。

• 6月22日，國務院通電全國，徐世昌總統打消辭意。

• 6月23日，徐世昌會見张文英等留日学生及山東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電令中國全權代表陸徵祥從緩簽字。

• 6月27日，京津學生，留日留美學生請願。

• 6月28日，原定簽約之日，中國駐地代表團被留學生包圍，代表團發表聲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20]
  

後期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兰、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國際會議。中國政府時值顔惠慶内閣，派出施肇基、頋維鈞、王寵惠三人爲全權代表，余日章、蔣夢麟爲國民代表，朱佛定爲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秘書，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學生代表

北京

• 
  方豪（1894-1955），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其后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首任主席。後在安徽、浙江等地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 
  羅家倫（1896-1969），浙江紹興人，字志希。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倡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後留學海外，後來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校長（1928年9月18日就职）。逝世於台北。


• 
  段錫朋（1897-1948），江西永新人，字書貽。北京大學學生會會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會長。逝世於上海。


• 
  王自治（1889-1965），甘肅正寧人，字立轩。北京大学學生，繼段錫朋之後任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后長期在甘肅省任職，並從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肃学院（今蘭州大學前身）院長。曾參加中國國民黨。1949年后留在中國大陸，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 
  張國燾（1897-1979），江西萍鄉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後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後來因與王明等人產生矛盾而借機出逃。最後逝世於加拿大。


•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遊行總指揮。五四後遊學柏林、倫敦等地。歸國後致力於學術研究，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曾任台灣大學校長。逝世於台北。


•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后成爲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中共高級領導人。被中國國民黨逮捕后殺害于南京。


• 
  許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學學生。后創立九三學社，任主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病逝於北京。


• 
  匡互生（1891-1933），湖南邵陽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學生，首位冲进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后为教育家。


• 
  易克嶷，北京大學學生。


• 
  夏秀峰（1895-1976），湖南新宁人，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學生，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会议上写血书。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 
  谢绍敏（？-？），贵州赤水人，北京大學學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上写血书“还我青岛”。


• 
  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學學生。后成爲中國共産黨高級領導人。


• 
  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人，北京大學學生。后成爲中國共産黨高級領導人。


•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清華学校學生。后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領導人之一。


•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清華学校學生。清华学校学生评议会主席（清华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机构）。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成员，清华学校学生会第一任会长。曾经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东安市场散发传单，一次是去向政府请愿）。


• 
  陈长桐，清華学校學生。


• 
  何浩若（1899-1971），清華学校學生。后加入中國國民黨，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創辦中央日報。逝于臺灣。


• 
  聞一多（1899-1946），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華学校學生。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清华学校代表。后為诗人，学者，曾任西南聯大教授。被暗殺于昆明。


•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後來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 
  鄭振鐸（1898-1958），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铁路专科学校代表。作家。


• 
  耿济之（1898-1947），上海人，与瞿秋白同为俄专代表。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外交家。文学研究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与郑振铎同为《国际歌》的最早译者。

天津

• 
  楊興亞，天津學生聯合會總代表


• 
  張太雷（1898-1928），江蘇常州人，北洋大學學生，天津學生聯合會評議部部長。後來領導了中國共產黨的廣州起義。但在起義中被暗殺。


• 
  于方舟（1900-1928），直隸寧河人，原名蘭渚，又名芳洲。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學生，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后為中共天津市委创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 
  馬駿（1895-1928），黑龙江省宁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号淮台。回族。天津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后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 
  孙越崎（1893-1995），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学生代表


• 
  周恩來（1898-1976），南開中学學生，天津覺悟社領導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曾長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 谌志笃


• 沙主培

山东省

• 
  张文英（1898-1973），山东省桓台县人，本名姬文，字文英，汉族。五四運動時期的山东省學生聯合會主席以及留日學生救國團領袖，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曾擔任天津永大和久利執行與總務主任二十三年，立項並支持研發出了侯氏鹼法。

上海

• 
  何葆仁，復旦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主席。


• 
  周明栋 (1898-1982)，同濟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調查科主任，同濟學生代表。

武昌

• 
  陳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创始人之一。

领导人

•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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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家骅（1893.5.30－1963.1.3），柏林大学博士，中国教育家，地质学家、学者，北京大学時最年轻的地质学教授、德语系主任。


•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 
  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 
  鲁迅（1881-1936），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作家。

相關團體

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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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同學會：會長蔡元培、會員朱家骅、胡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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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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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國學會：一些不滿現狀、主張社會改造的青年組成。根據馬志尼在西方創造「少年意大利」創建。1918年6月30日發起，7月1日正式成立。發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釗、陳愚生、曾琦、雷寶菁、張夢九。王光祈是學會初期的主要負責人。學會存在達六年之久，先後入學會的有120多人。總會設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設有分會，國內許多省份都有它的會員。在國外，旅居法國的會員最多。刊物：《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運動興起後，學會分裂，無形解散，停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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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稱是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之意）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口號，與當時的《新青年》雜誌相呼應。它是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團，主要發起人是傅斯年、羅家倫。該社1918年11月19日開始成立，19年元旦創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學會。成立時會員21人，1919年底發展到37人。「五四」後不久，傅、羅先後出國留學，新潮社即停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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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會團，主要發起人是鄧中夏、廖書倉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結束活動，會同曾發展到六七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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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學生高崇煥、鄧中夏等十九人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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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治主義同志會：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學九個學生發起的。這九個人是王汝(後改名崑崙)、傅汝霖、鍾汝中(後改名天心)、陳兆彬(後改名君樸)、鄒德高(明初)、陳銘德、譚克敏、袁世斌、姜紹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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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社：發起人李壽雍、許孝炎、鄧文(火軍)等。除鄧文於1926年同李大釗先生一同遇難外，其成員大部分均傾向於支持國民政府。


• 
  興中學會：發起人童冠賢、王次甫、王禮錫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後來王次甫加入新政學系，童冠賢則在蔣戰敗時，「人棄我取」地當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長。學會經費由商震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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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會議促成會：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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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社：1918年5月，中國留學生因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罷學歸國後，在上海成立了學生救國團。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國民社，1919年1月創刊《國民》雜誌。國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釗等的支持，團結了許多具有愛國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會員近200名。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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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悟社：為打破天津男女學生的組織分開局面，1919年9月16日創建。當時社員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张若名、諶志篤等。這個組織比較嚴密，對外廢除姓名，發展新社員必須有三名以上社員介紹，由全體社員討論決定，他們用抓鬮辦法決定每人的代號，周恩來就是「伍豪」；鄧穎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該社創刊《覺悟》，其中周恩來撰寫《覺悟的宣言》等。後來周恩來、郭隆真等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覺悟社轉地下。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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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文主義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廣州成立，後改名孫文主義學會，因黃埔軍校組織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又改為中山主義大同盟。 這個同盟是由八個青年發起的，即郭春濤、鄧飛黃、李誠之、於振瀛、李世軍、延國符、廖維藩、王炳鈞，後來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黃少谷(湖南人)等二百餘人，後大部成員入汪精衛的改組派，並服務馮玉祥。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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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學會：共產黨早期組織，1918年4月14日成立時，1920年底70餘人。發起人毛澤東、蔡和森，包括李維漢、向警予、蔡暢、謝覺哉等。起初，「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半淞園主持在滬會員會議，討論確定學會的態度是「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7月，旅居法國的會員在蒙塔爾集會，議定學會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後，新民學會便逐漸停止了活動。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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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學會： 是四川學生鄒附初、陳銘德、鄭獻徵等所組織，是企圖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組織。大部分是民治主義同志會會員，與四川軍閥劉湘等有聯繫。

影響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亦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對現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響。^[21]因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與文學發生中的獨立性與資源性,以此將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的啟蒙主義的「五四」,與“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捆綁在一起。^[22][23][24]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一種看法：科學，民主。1949年後，中共闡述為：愛國，进步，科學，民主。

五四運動，其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

林毓生論「五四精神」

林毓生^[25]認為應當區分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林以為，五四精神是一種中國知識份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承襲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與俄國沙皇時代的讀書人與國家威權同制度發生的「疏離感」，因而產生的知識階級（intelligentsia）激進精神，以及西方社會政教分離為背景而發展出來的近代西方知識份子多元化專業研究的風格，有很大出入。這種使命感使中國知識份子以為真理本身應該指導政治、社會、文化與道德的發展。其最高境界乃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悲劇精神。

而林教授認為「使國家強盛」、「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學」為五四目標。

而五四思想則包含「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等傳統一元論模式的思想。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禮教。梁啟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而在五四運動中，某些反對儒家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孔家店」^[26]、「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儒家的發展，與獨尊儒術的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中國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方理論，包括使用白話文（現代漢語）、國語（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以及漢字簡化、漢語拼音等。

对外关系

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簽字，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利益和權益能夠保留下來，實際上剛好相反，多國利益及國際秩序被排除後，中國成為日本及蘇聯競爭利益的場所（因為日本在華有高額投資及移民、蘇聯則認為中國適合推行共產主義），日本為了保障其僑民及利益、也不滿中國不遵守條約及迫害日僑，逐步的佔領了中國。由於北京政府的失敗，各地軍閥利用北京政府的無力，相互攻伐，加劇了中國的內亂。

1921年到1922年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提出「十項原則」，山東問題得到解決，日本把青島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但是膠濟鐵路仍由日本控制，山東實際仍由日本控制，中國自認權益沒有完全恢復，但實際上逐出列強勢力就等於失去列強保護、也失去了各列強制衡以維持中國基本權益的情勢，日本在中國投資移民最多、加上中國突然由日俄戰爭時及之後的中日友好轉為反日，故懷抱最大的怨念，因此中國實際上失去更多的權益。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與五四運動的思想相近，日本在二戰戰前獲得的情報是此兩黨都是蘇聯的傀儡，而實際上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時期，內部確實有大量的共諜。

社會經濟

學生和群眾的抵制外國貨、外資、外僑，對中國沒有幫助，卻惹得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因為日本在華投資移民最多，不像其他西方國家可以承受退出中國的損失。

教育

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動主義」「自律輔導主義」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巨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廢除學監制，在「開放女禁」呼聲下，1919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學藝術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美術

五四運動後，出國學畫的人逐漸增加。在各地，許多正規的美術院校相繼成立，油畫也在中國紮根。當時湧現出來的出名畫家有顏文樑、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方幹民、吳大羽、衛天霖等，其中以所謂「四大校長」，即顏文樑、劉海栗、徐悲鴻和林風眠的影響最大。

政治

五四運動使蘇俄在中國播下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種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國民黨的改組便充份顯示出：當時很多人認爲“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認為當時對暴力革命的絕對化，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是一種破壞而非建設作用；有些人甚至認為被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統治，還不如成為殖民地。

五四運動以後，工人罷工和政治鬥爭依然不斷，1920年五一，北京學生聯合會散發《五一歷史》傳單，使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陳獨秀也在五四之後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並接受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觀點。

評價

与共产党斗争失利的势力一般认为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為後來的國共內戰打下始端。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注意這裡的「封建」一詞是歐洲人馬克思意義上的封建觀，不是中國先秦時代“分封建國”之封建），並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

•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 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國大陸一直存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尤其在黨活動中被視為重要紀念，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學校、機關都對其形式非常重視，每年都有大型的紀念活動。

中国史学界界定五四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可概括为：

1. 彰顯了學生當時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


2. 促進了社會各階層覺醒


3. 加深國人自立圖強之意識


4. 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歷史學家林毓生教授^[27]提到了五四運動的意識形態，认为其可分內容與思維模式兩個方面來看，其內容又可分形式與實質兩個層次。從形式層次上，五四人物喊出了如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等口號。

延伸

• 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五四活動
  
  
  
  • 紀念五四：五四紀念館
    
  
  
  • 紀念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專題：人民網、南方網
    
  
  
  • 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专题：中国共青团
    
  
  
  
  

• 中华民国纪念五四活动
  
  • 時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认为“五四運動期間推動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即使對於現今社會仍極具歷史意義，形成數十年後知識份子的奮鬥目標與社會改革方向。”“年輕學子不應被絕對真理或終極教條所左右，應培養自身獨立判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實力，總統認為這象徵著五四時代最重要的啟蒙精神，相信這也將有助深化台灣民主經驗的內涵，讓我們的社會尊崇追求真實且不媚俗的精神。”“台灣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总统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28]
    
  
  


• 海外各界紀念五四：洛杉磯七團體紀念五四運動系列演講
  


• 紀念五四大事
  
  • 2005年，兩岸四地大學生匯聚澳門紀念「五四」運動
  
  


• 
  五四青年節：1949年政務院正式宣佈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中華人民共和國）


• 
  文藝節 （中華民國）


• 
  五四精神：繼承五四運動及其思想的內在精神


• 
  五四事件：五四運動別稱，特指五四當天的遊行示威活動


• 五四紀念


• 
  五四主義：五四泛化精神


• 
  五四派：以五四為指導思想的青年派別


• 五四文學


• 五四藝術


• 五四美術


• 五四音樂


• 
  青岛五四廣場
  


• 五四中學


• 五四街


• 五四路


• 
  五四紀念館：北京、天津、上海均有設立實地紀念館，同時亦有設立網上紀念館


• 
  五四青年獎：共青團中央和全國青聯於1997年1月23日設立


• 
  五九國恥：五四運動的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洋政府所妥協的「二十一條」

参见

• 中华民国历史


• 新民主主义革命


• 中國國民黨


• 中國共產黨


• 少年中國學會


• 新文化運動


• 義和團運動


• 五卅运动


• 天安門事件

其他以「五四」為名的事件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New May Fourth Movement），當時稱為就是新古诗运动（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张新古诗运动，主要提倡新古诗运动、诗意油画、与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赛先生、诚信先生（又名良心）、礼义先生（又名孝经）。

2014年，由中華民國（台灣）的新黨所提出的新五四運動，以發揚五四精神、捍衛民主與法治為號召，呼籲國人手持國旗走上凱達格蘭大道，一同譴責近日來太陽花運動以及426凱道反核的行動。^[29]根據警政署的統計，截至當日下午2點20分左右，約有1萬餘人參與。^[30]張安樂、王炳忠^[31]以及正逢母喪的馬以南、馬冰如^[32]皆有參與。

2018年，台大自主行動聯盟發起新五四運動反對政府引發的校長遴選事件。

注釋

参考文献

引用

外部連結

•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1999）


• 張灝：〈五四與中共革命：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激化〉


• 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


• 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


• 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


• 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2004）


• 孫隆基：〈公元1919年──有關「五四」的四種不同的故事〉。


• 丘為君：〈革命與國家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啟蒙運動〉。


• 陳方正：〈論啟蒙與傳統的關係——五四與日本啟蒙運動的反思〉（1999）


• 王晴佳：〈五四運動在西方中國研究中的式微？〉（2009）


• 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


• 胡適：再談“五四”運動


• 李敖談五四


• 羅章龍：五四運動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 謝選駿：反傳統主義的七十年


• 周展安：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


• 回憶五四


• 李大釗——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 五四先驅--陳獨秀


• 五四運動紅色領袖正年輕（附圖）


• 復旦學生在五四運動中


• 五四運動八十週年感言


• 我參與了五四運動－梁實秋


• 人民日報：紀念五四運動八十週年


• 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 五四詩歌


• 五四運動前後大事記


• 蘇聖雄：試論北京政府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及舉措

延伸阅读

•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同书较早译本名为《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原书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近藤邦男著，丁曉強等譯：《救亡與傳統：五四思想形成之內在邏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 
  余英時、張灝、王元化、林毓生、王汎森、歐陽哲生、劉軍寧、秦暉，《五四新論 : 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 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5月4日。


• 
  林賢治，《五四之魂 :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初版。


•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 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4月。


• 
  劉再復，《共鑒“五四” : 與李澤厚、李歐梵等共論「五四」》， 三聯書店(香港)，2009年6月1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


• 
  曹汝霖，《一生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 
  張鳴，《北洋裂变 : 军阀与五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