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











明朝士大夫畫像




朝鮮士大夫


士大夫是古代中國、朝鮮、越南、琉球對於社會上具有聲望、地位的知識分子和官吏之统称。官员选拔制度(科舉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证。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與者,同时又是社會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至於「士人」,一般是指沒有官銜、介乎官民之間的讀書人。[1]




目录






  • 1 詞義


  • 2 特點


    • 2.1 地位


    • 2.2 功能




  • 3 中國


    • 3.1 先秦之士


    • 3.2 漢代至唐代


    • 3.3 宋代


    • 3.4 元明清


    • 3.5 影響


    • 3.6 消亡




  • 4 後人評價


  • 5 注釋


  • 6 参见


  • 7 参考書目


  • 8 外部連結





詞義



「士大夫」一詞,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兩個稱號演變而成[2]。「士」於殷商、西周時,和平時期任官吏,爭戰時為兵卒,文武相通。戰國時期,全民皆兵,士人不復有保衛國家的責任,演變為文人、官僚性質,成為保衛文化學術尊嚴之士。[3]西漢前期,「士大夫」一詞主要指武人或軍官;其後士族興起,及至東漢,「士大夫」乃成為士族、官員、豪族的通稱。[4]



特點



地位


士大夫屬統治階層,一般擁有官銜,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代,並在宋代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經濟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擁有儒學教養,即讀書人。正因其儒學教養,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5]


四民之中,士屬特權階層,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即使被告,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基本上也是僕役。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必須使用某「省元」的稱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成為「武斷鄉曲」的豪強、「形勢戶」,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6]


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仰賴俸祿。[7]科舉的推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宋真宗已覺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間,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8]



功能


士人是支撐社會、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預備軍」。[9]理學家認為,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1.輕財急誼,並不吝嗇,援助族人、鄉里中的窮人;2.調停紛爭,據理調停族人、鄉里的種種紛爭,不必上訴地方官;3.輕視功名利祿;4.志在性理之學;5.合乎禮教。如有官職,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作風清廉。[10]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語)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中國



先秦之士


”,在西周、春秋時是封建統治公職者之稱、為封建階級之一,多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時代,士為封建制度下的一種階級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專業與知识分子的统称。


春秋戰國時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说,重视道德操守、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時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細分,則“士”的德行修養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說“士”是有志於成為“君子”的人[原創研究?]


荀子对“士”的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11]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可以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著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漢代至唐代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改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東漢士大夫,部份源自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河內司馬氏。這些士大夫階層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禮法等道德標準,特別著重孝道,到西晉,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12]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賢”。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13]



宋代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到了宋代,科舉成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稱「士)这一群體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14]


宋初諸帝提倡文學,廣開科舉,讀書風氣大開,士人紛紛應舉,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成為士大夫。北宋士族盡是新興,絕少源自唐代大族。從晚唐到北宋,名族貴冑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為官,則由9.3%增至58.4%。[15]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權,乃至間接控制商業。[16]


士大夫科舉中進士,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較大族或豪族為高,享有法律特權,衣冠與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17]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親屬眾多,並掌握農村財富。[18]取得官位的家庭,成為「官戶」,與民戶不同,有時也稱「形勢戶」,即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19]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階層,學者有不同看法。陶晉生指出,經濟方面,士大夫不一定與庶民有分別,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並不置產。[20]Zurndorfer(宋漢理)則強調士大夫田產較多。家族財產愈多,中舉機會也愈大。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有賴教育,教育又有賴於田地,宗族擁有田產,收入固定,便可致力於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產,成為家族後人的固定收入,為成功鋪路。中舉後,部份家族成員甚或會轉而從商。[21]



元明清





明朝科举考试中的皇帝,能在科舉中層層上攻到殿試成為天子門生是士大夫的最高榮譽。


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影響



消亡


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科举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



後人評價


  • 中國歷史學者周非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來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之下,逐漸喪失他們的獨立思考精神與寬廣的視野;由春秋時代文武雙全、講究理念原則的「士」,蛻變成為了追求個人功名不擇手段的「策士」;秦漢以後,再由「策士」蛻變為皇權服務的「謀士」;隋唐建立科舉制度以後,「謀士」進一步蛻變為熟讀聖賢文章、寫好策論和八股文「進士」;元明以後,朝廷所辦的科舉以「四書五經」為主,「進士」的治國本領、道德修養、獨立思考等,又進一步沉淪[22]。周非詳細審視先秦以來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知識分子[23],然後斷言: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其實是一部獨立思考、學術研究、道德修養多方面的沉淪史。


注釋





  1.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陶晉生:《北宋士族》,頁5。


  2. ^ 《國語·晉語四》:「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


  3. ^ 唐君毅著,《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台北,三民書局,1974年3月,第108頁


  4. ^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頁281-284。


  5.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17。


  6.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1。


  7.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290-291。


  8. ^ Johnson:〈世家大族的沒落〉,頁305、280。


  9.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40-242。


  10. ^ 近藤一成:〈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頁236-237。


  11. ^ 《“士君子”的清流遗风》


  12.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頁1-5。


  13. ^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14. ^ 《余英時訪談錄》. 中華書局. 2012年9月: 頁28–29. 


  15.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4。


  16.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96。


  17.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12-13。


  18.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79-280。


  19.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2-25。


  20. ^ 陶晉生:《北宋士族》,頁23-25。


  21. ^ Zurndorfer:〈《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頁282-283。


  22. ^ 周非/著,《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遠流出版社,2012年4月,第40~41頁。


  23. ^ 其在《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書裡審視先秦諸子、賈誼、董仲舒、陶淵明、李白、蘇東坡、朱熹、王陽明、唐寅、李贄、方以智、黃宗羲等數十位知識份子。




参见



  • 大夫 (官名)

  • 世族

  • 黨爭



参考書目




  •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第217-286頁。

  • 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

  • 近藤一成著,孫曉艷等譯:〈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載近藤一成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15-245。

  • David Johnson著,耿立群譯:〈世家大族的沒落——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載陶晉生等譯:《唐史論文選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頁231-339。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2001)。

  • Harriet Zurndorfer(宋漢理)著,葉顯恩等譯:〈《新安大族志》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800-1600年)〉,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頁237-313。


  • 阎步克.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2903-9. 


  •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 710801503X. 


  • 趙園.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ISBN 7301039573. 



外部連結



  • 羅志田:〈論「士」與知識分子的區别〉(1999)

  • 高明士:〈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

  • 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態〉。

  • 柳立言:〈士人家族与地方主义:以明州为例〉。


  •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中国社科院.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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