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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方在日本的位置

中國地方行政區域圖

中國地方（日语：中国地方／ちゅうごくちほう^{Chūgoku chihō */?}），又稱為中國地區、或山陰山陽地方（山陰山陽地方／さんいんさんようちほう ^{Sanin sanyō chihō} ^?），是日本本州島西部的山陽道、山陰道兩個地區的合稱，包含鳥取縣、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等5個縣；總面積31,917.37平方公里、人口約771.8萬人。

概要

「中国」這個詞語，是由日本平安時代的延喜式所选取採用的。當時日本仿照中国唐朝方法，將日本全國分為五畿七道共六十八国，除了按人口多少分為「大国」、「上国」、「中国」和「下国」四等級外，并以当时的首都京都为中心，依照驛站和京畿的遠近，分類為「近国」、「中国」和「遠国」。這種分類，於康保四年（西元967年）正式實行，在大約從10世紀開始普遍使用。當時除了畿內五国，其他七道內諸国也有分近国、中国和遠国，特別將「中国地方」指為山陽山陰兩道^[1]。

將山陽道和山陰道等地方合稱為「中国」，最早有文獻記載的應該是日本南北朝時代的《太平記》。書中記載足利直冬初時被委任為長門探題，後來也管治著山陽道的周防、安芸、備後、備中及山陰道的出雲、伯者、因幡等国，故後來稱足利直冬為「中国探題」^[2]。所以相信最遲在室町幕府之後，就以「中国地方」來統稱以上諸國。

此外，在描寫日本古代神話與天皇家系的《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將出雲國地區稱作葦原中國，簡稱中津國、中國，也有可能是該詞的語源之一。

留意古代日本的山陽道包括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三備）、安藝、周防和長門，山陰道包括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共十六國。但「中国地方」並不包括了整個山陽和山陰道，其中備前、美作、播磨、但馬、丹後、丹波等地方（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京都府和兵庫縣）並不算是「中国地方」。

中國地方於日本歷史的中古時期，因戰亂較少，而成為當時日本除了京都之外，对中国唐朝文化及藝術、模仿与發展，風氣最盛的地區。

與中國的名字爭議

根據考證，日本古籍中曾重複出現「日本與中国」的記載，並將日本與中國並列成相對^[3]。此外，明朝政府于日本官方文件中也以「中國」自稱，如明太祖賜日本國書中有：“朕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明朝萬曆帝給豐臣秀吉的詔書中稱：“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直到江戸時代中国一詞在日本仍是一字多用，需要根據文章做判斷。除了中国稱呼外還混用大陸中国或以歴代王朝的国號來稱呼中原。

據日本方面的說法，指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前，日本對中國的歷代政權稱呼是依朝代名命名，直至中華民國的出現才開始固定「中國」的官方使用；而在此之前的日本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來稱呼本州西端了。因為中華民國的出現，使日語中的「中国」一詞的寫法和讀法也可同時表示鄰國的中国大陸。

古代佛教徒稱中國為「支那」^[4]^[5]^[6]。使用這個词汇稱呼中國的習慣於9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传入日本^[7]^[8]，在江戶時代後期，「支那」成為日本民間一種對中國的普遍非正式稱呼。明治維新之後，中國留日的知識份子、革命黨喜愛使用「支那」這個古典名詞，並且形成一種風氣。在清朝滅亡後，日本公文書中時常使用這個“支那”名詞稱呼中國。

隨著戰爭，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愈來愈反感，「支那」一詞也逐漸變調。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1945年）日本將“支那”一词视为歧視語，禁止在大众传媒使用，日本公众才開始接受「中國」一詞也可等於「中國大陸」，而且隨著有更多日本人到中國旅遊工作，「中國」一詞幾乎完全取代中國地方，演變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為表兩個「中國」的区别，發生誤解時會特別以「中國地方」一詞加註更正以明區分，有時也以較無歧義的「山陰山陽地方」來稱呼。